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

1

在井冈山革命历史纪念碑前，大家忙着与那些革命先辈们站在一起拍照留念，希望通过一刹那的影像，将自己嵌进历史的某一刻之中。趁此空档，我避到一边，抽出手机给在老家的祖父打了电话。我告诉祖父，在15744名革命烈士的名字中，我找了老半天，就是找不到“胡春才”这个名字。

祖父知道我要与同事上井冈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临行前交待我一个任务，要我一定找一找他的堂兄——我称作“细公”——胡春才的名字。近些年，我按照他老人家的嘱咐，已找遍了各种有可能记载胡春才事迹的老县志和红色革命活动史资料，可每一次都令他失望。

我的电话无疑又是一个令他失望的消息。电话那头，是祖父简单的一句：找不到就算了。看似轻描淡写，但我却听得出话音里难以掩饰的失望。我想像得到，须发斑白的祖父，此刻在他洒满阳光的小堂屋里，久久地握着电话听筒，神情严峻，半晌无语。

祖父已经年过九旬了，每次回到林溪看他，都感觉他额头的皱纹又深了一层，苍老也加重了一层。祖父六岁丧母，十九岁开始与他的同道师友奔走江湖：五星命理、风水地理、武术伤科、戏曲杂耍，他样样涉足，样样都出类拔萃。他行过万里路，阅过无数人，算是见过不少世面。按理说年纪越大，记挂的事就越少，可是对堂兄胡春才的事，这些年他却一直记挂着。自从我进城做了机关干部，他就一直没忘记要我寻找各种史料上关于胡春才的记录。我一次次空手而回，让他的希望已经渺茫。可他却始终认为，他的堂兄胡春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每年总有几次这样的日子——或者是某个节日，或者是家族中某个人的某种喜庆日子——祖父的九个儿女以及数十个孙辈、曾孙辈们各各暂时放下手头的生意、事业或者学业，从各地陆续回到林溪。老老少少的一大家人在院子里围坐在祖父身边。阳光照进院子，空气中鞭炮的硝烟还未散尽，家养的几只黄狗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祖父一下子陷入了回忆与往事之中，他点起一支卷烟，在腾云驾雾中打开他的话匣子，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陈谷烂米，就从他的口中徐徐道来。

我已记不清祖父已经是第多少次用他沧桑而又充满自豪的口吻讲起他的堂兄胡春才参加革命的往事了：

“我是1919年已未年出生的，春才大我四岁，乙卯年出生。我19岁出道跑江湖时，春才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参加革命时，春才还不到0岁，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很标致的一个后生，人高马大，身强体悍，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当时，我伯伯在林溪村没有了田地，日子混不下去了，就带着一家大小投奔到南边山上的良山鹊桥去给人家种田，本想赚碗饭吃，哪知道这一去竟把个儿子搭进去了。

“南山一带深山陡岭，人烟稀少。这里山连山，据说一直连接到了井冈山。当时良山、九龙山附近一带正在闹革命、走红军，三天两头听到有钱的大户人家半夜被红军绑了去，索要钱财才能赎回完身。乡里组织各村凑钱凑粮，成立了联防队，防止红军再来绑人。但根本就防不了，照样是常常有人被抓走，有的抓走了就没回来过。

“不知怎么，春才与红军联系上了。起先是白天在家种田，晚上干革命；后来，干脆不知道人跑哪里去了，整天在外头不归。大约隔了半年，春才回来了，腰间插着一把鋥亮的手枪，威风凛凛的，说是参加了红军，当了个排长，回来打土豪，将来要把田地分给没有田的人。当时那一带有钱人听到他的名字都心惊胆战。

“后来的事还是出在朋友身上。一个与他一起干革命的兄弟，得了人家的钱，串通那些有钱的人要捉住春才。可捉住春才也没那么容易，他在山林里神出鬼没，有时一出去就十天半月不回。

“这次，大概是五月边，端午节前后的样子，这兄弟邀他到家里喝酒。春才哪里知道这革命兄弟已经反了水？心想，革命兄弟请喝酒，也没什么害怕的。就去了，也还带了枪在手，以防意外。可等酒喝得正酣时，猛然听到屋后起了一声枪响。原来是前来捉他的联防队员不小心擦枪走火了。春才是个很精敏的人，听到枪响立即扔了手中的碗筷往前门逃跑。这个得了钱财的兄弟，赶紧跑过去抱住春才，说，兄弟你不要走，你走了，他们会说我故意放走红军，会把我抓走；你不走，我会跟他们说清你不是红军，你我都没事。说话间，这兄弟两手还紧紧地箍着春才的腰身不放。这时，从后门口冲进来几个人，手里晃着刺刀枪。看到这架式，春才使劲一把挣脱了这兄弟的双手，从屋子侧门口逃奔出去。

“这时正是农历五月边上，水禾正在灌浆，正是晒田的时候，田里的泥还是稀软的。春才从屋里逃出来，哪里还挑拣什么路不路，只一门心思逃，想不到一出门就陷进了这样的禾田。两脚都是泥，哪还跑得动！

“还没跑出几丈远，后面的联防队就追上来了。结果，自己还没来得及拔枪，就倒在乱枪下……二十岁上下的人，没结老婆没生崽……”

讲到这，围坐的人就都一阵嘘唏。这嘘唏里有对祖辈春才的惋惜，也有对革命中所作出牺牲的感慨。

“大概五几年——刚解放的那几年，我在宜春地区文工团学习写剧本时，就用春才的真人真事改写成了一个剧本，老师都说写得蛮好，还获了宜春地区的一个什么奖。老师夸我故事编得好，可他们哪里晓得这是真人真事！”

“八几年，有一天，我正在田里做事，大队干部叫我和几个人到村委去一趟。原来是县里派人来问起春才的事，问他有没有后人。我们都如实报告，告诉他们春才连婚都没结，哪会有什么后人。哪晓得，报了会有补贴的，算是革命家属。本来他是有过继到他名下的侄子，结果没报，县里以后就再也没人过问了……”

每次，祖父的讲述总是在亲友们的一阵叹惜中结束。大家将讨论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了各种假设上去了。诸如，当初要是没死，今天当是如何地发达显要；如果八几年县里来调查时报了后人上去，村里谁又会如何地受到优厚待遇；现在应该再去向有关部门申报之类云云。

春才早已被遗忘了，像很多革命者一样。对于今天的林溪而言，他是否曾经存在过，都已不再有多大意义，他不曾影响过哪一个人的存在，不曾改变过村里的任何草木。可细想之，其所向往的中国革命，却又无不深深地影响着、形塑着今天林溪的所有。1949年后，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耕者有其田的朴素愿望在林溪村变成了现实。难道说，这现实的变化之中，就没有春才用生命付出的一份功绩在其中？

春才没上过学，谈不上什么文化，或许也不懂得什么高奥的革命道理。但他参加革命却是真诚的。他无田无地，纯粹一个游民。他出自于改变自己处境的强烈愿望参加革命。他与他的父亲一样，只是强烈地渴望有田地耕种而已。

在某种意义上，春才是林溪村第一个为土地而牺牲的人。当往事成灰，历史已经大写之后，人们往往喜欢把一些细微的小事说成宏大历史的一部分、或某种看似十分完美的诠释系统的某一个环节，却偏偏不愿去承认那些有血有肉的、余温尚存的细节。既使我们绕开这些宏大的叙述，也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革命者的心里，对土地到底有着怎样的焦渴，一个人的生存到了什么状况或者说他的眼中看到了什么，才至于铤而走险？在并不算漫长的生命中，他又饱受过多少饥饿、寒冷与颠沛流离？而这些又如何使他最终表现为对土地的追求？而一块土地，又会给他无所依靠的心灵带来怎样的抚慰？也许，当年只要一小片土地，就足以熄灭他心里陡然升起的革命的火焰！

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的确，对土地的不懈追求，似乎是农民近乎永恒的生活主题。在林溪，这种对土地的不竭追求，并没有随着春才的去世而停止，只不过，它总是改头换面，在另外的地方、以另外的形式演绎着。

我没见过1946年夏天的林溪村是什么样的，是否和后来所有的夏天那样草木蓊郁、暑气蒸腾，是否也有草叶的气息让人陶醉，是否也和大多数时候一样，鸡鸭成群，在村前村后繁茂的荒草丛中嬉戏鸣叫，充满了世俗生活的甜美与宁静。

我也无法知道，1946年的祖父，尚且年轻的额头上是否开始叠起皱纹，无法知道祖父将自己奔走江湖七年的不薄积蓄交给邻村的地主时，心中起了怎样的波澜。

但我知道的是，1946年的祖父，肯定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重庆，正在进行着一场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谈判，并最终谈判的结果成了一纸空文。否则，祖父或者用不着在仅仅数年之后就将全部的土地悉数拱手交出。

或许，只有林溪村的草木和流动的风记得这一切。

祖父背着那只身影不离伴随着他行走江湖多年的经包（用于放置算卦的万年历、看风水的罗盘等工具的包袋）像往常一样回到了林溪村。他的经包再一次被铜钱和现洋充填得鼓胀起来。加上他前些年的积蓄，他已攒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对于一个多半时间处于赤贫的人来说，这笔财富足以让人陶醉。就在他用满足的眼神再一次清点自己家当的时候，祖父忽然产生了一个出乎意外的想法：我要买地。

如果时间倒回1946年夏天，我们可以看到：祖父一家五口，膝下现在两男一女，田地十三亩，生活还算宽裕。十几亩土地，这在当时当地而言，也并不算少，即使不用外出行走江湖，一家人的生活也应该衣食无忧。更何况，祖父总是隔三差五地背着他的经包外出“做生意”，短则一次十天半月，长则一次数月之久。他的活动半径辐及赣中的大部分地区：吉水、泰和、新干、樟树、峡江、安福、分宜、新喻等县。他一路结下了不少江湖朋友，依靠他们落脚。而那些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底层贫苦农民，则像迎接神一样等待着我祖父用他的“五星命理”去点破他们命运的玄机，从而在无尽的苦难中获得一点点可怜的心理慰藉。当然，在他们获得慰藉的同时，祖父经包中的钱袋也渐渐隆起。

我有时觉得，那时候的祖父不是一个江湖术士，反而更像中国旧社会的一个民间精神导师，更像基督教社会中的牧师：他上通上帝，下达百姓，向上帝他求告百姓的苦难与救赎之道，向百姓他传递上帝的忠告与命运的不可违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买土地都不是祖父最紧迫的事情。他是农民，却并不依靠土地而谋生。那他购置土地的动力来自哪里呢？笼统地说，也许是中国农民的思维与习惯定势，是安土重迁的文化使然。具体的解释也许是：祖父长年奔走江湖，每天睁开双眼看到的都是不同的面孔与不同的风景，在他看似春风得意的背面，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不安，一种对生活无所依托的漂泊感；或者说，在他获得尊严的同时产生了一种对时间消逝的虚无感，江湖的陌生与险恶，让他置身于随时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惧之中，而唯一能消弥漂泊感、平息不安与恐惧的，无疑就是那无法移动、近乎永恒的土地。

祖父看上了村口最上等的七亩地。这七亩地，水口好，天睛不干，久雨不涝，是一块可当秧田的上等好地。可不知什么时候，这七亩地已经属于邻村的一户势力强大的大户人家了。

这并没有动摇祖父的决心。他开出了比通常高出三倍的价格，几乎是倾其所有家产。当祖父最终将价开到每亩00块大洋时，大户人家也觉得不好意思再讹诈下去了。

看着两千多块沉甸甸的大洋哗啦啦地倒进大户地主的钱袋中，祖父的脸上应该绽开了一丝不容易觉察的笑容。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即使江湖再大的险恶，也从此有了二十亩土地忠实的护佑。

之后的祖父，依然是背着经包行走天涯，依然是一出门就十天半月，依然是披星戴月、跋山涉水。他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勤勉。他随行的物品中从此多出了一个黑陶油罐，里面注满了清润的菜油。每当在一个地方歇下脚，祖父就取下油罐，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点亮灯芯，将那本早已翻破了的万年历和另一本烂熟了的《易经》在桌上平铺开来，慢慢研读，在六十四卦中参悟命运的变幻莫测，一任街门外莺歌燕舞，直至灯台上清油将近，火苗渐熄。

祖父当然无法预测到三年后的变化。1949年，祖父在地里转悠了几天，最后在痛哭流泪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极不情愿地交出了包括这七亩地在内的所有二十亩土地给人民政府的农会清算委员会，与全村人一起平均分配。祖父自己这时也成了农会清算会的委员。不管你是多么酷热积攒土地，最终也抗逆不了历史的命运与时代的巨大惯性。1956年，祖父又在半强制半自愿中将分配给自己的土地悉数交给了农业生产高级社。至此，祖父已经一无所有。他的经包已经多年不用，他回到了林溪，成了生产队一名每天按时出工的劳动者。站在那些曾经花费了他几乎所有积蓄购置回来的土地面前，祖父从此埋藏了对土地的所有热情，与村里的任何一个阿猫阿狗一样，成了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无论贫富贵贱，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这样，反而将一个人对土地的渴求热度降到了冰点。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如果说祖父对土地的向往历经了一个由热而冷的变迁，那么完全可以说，父亲经历的则是由冷而热的过程。历史往往就是如此诡异无常，任意在他的主人身上打下令人啼笑皆非的印记。

1996年，当父亲带领全村男丁，牵牛肩耙，强行翻耕那与镇政府争议中的100亩农场地时，父亲对土地的热情达到了顶点，也完成了他对土地由冷到热的一个完整轮回。

我常常猜测，那应该是一个早春的天气，柳枝上的芽尖儿已经暴胀开了，太阳开始明亮起来，照在身上温暖和煦，但水里却还残留着几分冬天的寒意。田地里青青一片，长着冬绿的杂草，还没有从冬天的沉寂中苏醒过来。随着阳光的转暖，地里一年的安排应该明确，多少地该种水稻，多少地该种棉花，多少地该种瓜、种豆、种各色蔬菜，都要做出详细的安排。

晨色微明时候，父亲就扯着嗓子在村子里喊起了话：“今天上午去农场翻田哟——一家一个人——”饭后，村里的男人们就陆续出来了，村里通往下风的机耕道上，人声喧闹起来，赶牛的吆喝声，大声说话的声音，在早春的田岗上形成一道别样的景致。他们往下风的那个镇政府农场浩浩荡荡地进发，像是开赴一场伟大战争的前线。

林溪村南边的那岸水田名叫下风。出村不远处，在一片田地中间，突兀地立着几间老式的砖瓦房，低矮、整齐，不像民房那样别致地错落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农场。这个农场原本是六十年代初人民公社时成立的，从林溪村划出了一百亩水稻田给了农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乡镇企业都已经破落，这样的农场也早已名存实亡。现在，农场将土地全承包给了两个外地人耕种。前些年，林溪村村民几次自发组织向镇政府讨要土地，每次都在等待中渐渐没了回音。感觉被愚弄的林溪村民准备不再向镇政府讨要了，而是采取行动。父亲，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村干部而被大家举荐为带领者。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父亲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党员、生产队队长、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大队长，不止一次带领过村民。他带领村民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带领大家大炼钢铁、带领大家扒掉各家各户小灶共吃“大锅饭”，带领大家将粮食“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带领大家在地里数十人集体劳动，带领大家搞“文化大革命”，带领大家划阶级、割资本主义尾巴，带领大家斗地主，带领大家抓生产，促发展，带领大家“农业学大寨”，带领大家分田到户，带领大家植树造林、科学种田，带领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带领大家种棉花……

父亲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从村委会干部岗位上卸任五年后，他会再一次带领大家，用行动去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前，他总是带领大家去完成上级的某项任务，而这一次却是带领大家去与政府索要自己的土地。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十年前，正是他代表林溪村两百名社员在公社划出一百亩土地给公社农场的文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仅一个上午，村民几乎将百亩水田全部做样子般地翻耕了一遍。试想，数十个人与牛的组合，在一百亩地里来回耕作，赶牛的吆喝声与充满喜悦的谈笑声，回荡在初春田野上，金黄的油菜花开得正灿烂，在远处的地平线上衬映着，这是怎样一幅唯美的图画呀。

尽管后来镇里以聚众闹事为由，给了父亲党内警告处分，但最终土地还是归还到了村里。这年夏天，水田里的稻子长势喜人，与下风的稻子连为一片，从此不再分出彼此。

处分决定书是镇政府小习送来的。他是父亲多年的朋友，在村委蹲点的那几年，渐渐与父亲有了私交。父亲用他那双接过数十次优秀党员、优秀村干部荣誉的双手接过处分决定书。父亲竟然十分坦然。也许他知道，承受这惩罚的，并不是他孤独的一个人，还有他背后所有村民。父亲笑呵呵的，留下小习吃了午饭。席间，两人话语良多，从来滴酒不沾的父亲，竟然喝下去一瓶啤酒，酒后，一向坚强的父亲泪眼滂沱。小习也大醉而回。此后，两人成莫逆之交，友情愈笃。

我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