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将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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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村庄的命脉，村庄靠土地来供养、来依附、来寄托，就象灵魂离不开肉体的外壳一样。”在清明节族人聚会时，我对林溪的堂兄弟们说。

那天，我们全族男丁在村庄的祖墓地扫墓。拆迁的消息越来越紧，矮江村、何当村几个邻村都已动工了，我以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按照传统的方式集体祭扫祖坟了。一早我就从城里赶回林溪，沿着泥泞而亲切的田埂小路，一路踉跄着到了三晋林里墓地。开发区征地的定位木桩已经将这片墓地包围进去了，刚打下的白色石灰线，越过田埂、池塘与田地，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强行切入村庄的刀口。尽管墓地搬迁在即，我们还是虔诚地培土、点香、祭酒，比任何一次都不马虎。甚至，几个堂兄还有意在墓地旁边堆起几堆土，看上去像坟那样，以便到时迁坟，可以向政府多要每个坟三百元的迁坟补贴。

鞭炮噼里叭啦响起，初春的墓地上空，一股青色的硝烟升起，与村庄那永恒的炊烟缓缓地缠绕在一起。

接下来的清明会餐，照例在堂兄发根家的楼房里。七八桌热气腾腾的菜肴摆上来，孩子们在走廊上蹿来蹿去。不知谁家的黄狗也闻香而来，在桌子底下乱蹿，被大人一次次地喝叱着赶开。没有一点悲伤，没有一点哀怨，连一点清明节该有的肃穆都没有，相反，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喜庆的气息。我与同龄的几个堂兄弟推杯把盏，脸膛很快被酒精醺得陀红。喝着喝着，就讲到村庄的拆迁，讲到童年，讲到赚钱谋生，讲到没了村庄后的未来。我忽然伤感起来，想起村庄的未来，就说了这句话。但我的话很快就被兄弟们的劝酒声盖了过去。显然，这不是适合倾诉衷肠的地方。

也许他们并不这样理解土地，这只是我过于文人化的矫情罢了。毕竟，我与他们不一样，离开林溪、离开土地已经快二十年了。我一直在政府机关工作，闲暇之余，读过几本书，身上的文人气息日益增多，而与林溪、与土地之间的现实关系，却越来越趋于淡泊、疏远。我的衣食住行都完全依赖城市，我的食物在商场里而不是在田岗里，我的收入在银行的工资卡上而不是在农作物的收成里，我的悲喜在上司的颜色里而不是在村庄的未来里。林溪村的土地肥瘦甚至存留，都与我不再产生直接的关切。用村庄里伯伯、娘娘们的话说，我早已经是“洗脚上岸”了的人。

但奇怪的是，离开故土越久，我就越对她难以割舍，她也越纠结在我的心灵深处，以至成为我心中难以绕过、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心结。每次林溪村稍有风吹草动，就要惊扰我敏感的神经，触动我满怀的忧思。在谈起土地时，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怕自己文人的酸气会遮蔽或篡改我对林溪真正的、纯粹的情感。我甚至担心自己正在加速变成一个生活的审美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但这样的感情仍然是无法克制的，当开发区对林溪村土地的征购开始时，我对它的情感近乎狂热。

也许，这样的伤感，与其说是我在离开林溪之后的乡愁中生长起来的，不如说是我在林溪即将拆迁的阴影中加速积累的。之前，即便我在城市里生活的日子，我也总是很自然地将林溪作为永恒的心灵归宿之地，作为我永远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作为我生命轨迹永远不会改变的圆心。我早已把它作为我人生所有荣耀与耻辱的出发地、归宿地。

在城里生活，我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自己与那些不知道自已故乡何处的人区别开来（当今，这样的无根游子越来越多）。我觉得没有故乡的人是值得同情的，不但因为他们缺少地理意义上的归宿地，我还常常觉得他们的荣耀与耻辱无人分享，这就像一个失去观众的演员一样令人沮丧。故乡的存在，使人自信，让人牵挂，给人无穷的精神养份和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我把故乡视为永恒。

随着拆迁的日渐临近，我忍不住更加频繁地回到老家林溪，看看那些不久就将永远消失的田畴、草木与村舍，看看我童年赤脚踩过的那些田埂、玩耍过的那些草地，以及那些用永不变更的姿式立站了数百年不曾挪动过一步的老树……我心中的眷恋随着预感到的拆迁而疯长。如果有一天拆迁的命令下来了，我会感到自己立即要被连根拔起，像所有那些我可怜过的没有故乡的城里人一样，成为人世间一棵漂泊之萍。

这将是一次永恒的漂泊，一次永远不再会有着落的流浪。没了故土，我将从此与所有城市生活中的漂泊者一样失去精神的港湾。我到城市生活已经十几年，城市除了给我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之外，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城市生活是一种没有根的生活。在人行道等候红灯的时候，我从众多各异的脸孔上发现一种疲惫，这是漂泊者的疲惫，是一种精神没有根基、没有历史可以攀附的漂泊。我向来觉得，城市只有城市本身的历史，而没有城市人的历史，城市人的背后是空洞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这些没有历史的个体，注定是孤独的个体，他们像原子一样单个地而非族群地生活在城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哪里，也不明白自己血管中淌着什么样的血液。他们由祖先从历史深处垂延下来的血脉线索，迷失在从乡村到城市迁徙的路途中。

他们，只是漂泊地生活着。

我曾经是多么热烈地迷恋着漂泊，迷恋着自己有朝一天像江上的浮萍一样，随波逐流，每天迎着不同的太阳，行走四方，浪迹天涯。当那个背着吉它的流浪者从我正在就读的太和圩中学大门口经过时，漂泊流浪的意念立即在一颗稚嫩的心中疯狂地滋长。我似乎找到了自己漂泊生活的范式。我羡慕他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唯一的身家仅是那把半新不旧的吉它；羡慕他年纪轻轻却满脸沧桑，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却掩盖不住炯炯有神的双眼与自我陶醉；羡慕他身上无拘无束的自由与放浪形骸。我多想随他而去！可是我不会吉它。如果我有一把他那样的吉它，我一定会放弃学校的功课远走他乡。

今天想来，我当初的这种意念，或许来自我对土地、对故土的逃离。很小，一种逃离感就紧紧地抓住着我。那是对林溪的逃离。我不清楚是什么在远方一次次地召唤着我，但我内心深处的呼唤总是响在我的耳边、我的梦里，那么宏大的声音，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我还太小，不知道故土的重量与含义，更不懂乡愁为何物。我只觉得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都充满异域的诱惑，都比我熟悉的林溪好，太阳比林溪红，月亮比林溪亮。这种意念纠缠着我十几年，故土竟以一幅枷锁、一种约束呈现在我成长的岁月中。

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所要逃离到何处去，也许哪里都一样，只要离开故乡就行。后来，当我传说一般地听到一种叫城市的地方时，我才恍然大悟，也许那种不断地点燃我逃离欲望的永恒的召唤就来自这样一个地方。有同龄的亲戚从城里下来过暑假，他们告诉我关于城里的事情，他们用悦耳的普通话与彬彬有礼的教养，为我描绘了一个天国一样的理想之地。那里没有晒得让人脱皮的毒太阳，没有灰尘与泥土，没有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但却不缺粮食，在平坦的路上，有来往的汽车开过，有高楼大厦，有连环画册……于是，城市成了我逃离的方向。在我还没有亲眼见过它的时候，我的心里早已搭起了一座虚幻的城市。她很快变成了我的一种梦想，一种心灵的图景，一种无边的想象。她时常进入到我的梦境之中，撩拔着我的欲望。她也进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成为我忍受着超过与我年龄相符的劳动强度的强大理由。

***年，我被新余师范学校录取。当我捧着录取通知书时，我感觉自己不仅是要进城求学了，而是要走进梦中去了。转眼间，梦幻一般的城市已近在咫尺，我仿佛看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向我敞开着它高贵的大门。那是梦想中的富贵温柔乡。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学会了飞翔的小鸟，终于可以远离老巢遨翔远方，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与畅快油然而生。我历尽艰险困苦，终于抵达了城市！现实的考虑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由林溪到城市的正当性。父母亲为我的升学在村里大办宴席。他们放下了三百六十五天从不曾放松的庄稼活儿，非常慷慨地用了一周的时间，将老屋收拾得干净整洁。摆放八仙桌时，母亲抬起头看着我，我看到她额头上晶莹的汗珠正在滚落，脸上写着从未有过的喜悦与荣耀。

我的户籍立即转到城里，户籍单上的“户籍性质”一栏上写着：非农。我竟然奇迹般地抵达了梦的对岸。我的抵达也是父母的抵达，也是林溪村人的另一种抵达。他们自己一生都沉陷在林溪村的泥淖中，和我们共同的祖先一样，在林溪的土地里不曾离开半步。对他们而言，林溪村的土地既是依靠，也是枷锁，不管林溪村贫瘠还是富饶，他们都已无法脱离。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农业税赋的加重，枷锁日益沉重。而我作为林溪村的一分子，我的成功逃离成了他们的荣耀，就像一个年届中年被命运之神遗弃的人，忽然看到自己的儿子摆脱命运的困厄而感到无比的荣耀。

对故乡一次次逃离的冲动，正好契合了我青春期的叛逆。师范毕业那年，我曾幻想远走他乡，并一度跑去向老师申请去遥远的新疆，因为那里是自己有可能抵达的最遥远的地方。我去找过老师，得到的是老师一脸的困惑、不解和规劝。我的梦想被“定向培训”所粉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强大原则根本就无视我这个看起来天真烂漫的声音。回到老家，在简家村教了两年小学之后，我再也受不了孤独寂寞的乡下生活，那个暑假，我只身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跑到广东惠州投奔做生意的叔叔……我不停地走，不断地寻梦，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只要离开故土就行，不管是荒漠戈壁还是天涯海角。

多年后的今天，青春的热情已经褪去，虚华落尽，漂泊的生活追求也悄悄被安稳的理想所替换，那份远离故土的冲动也已成为一种记忆。多年城市生活的磨砺，更使我对城市与乡村有了新的理解，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它们在我心目中所呈现的图景已经发现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常年不达健康标准的城市里，林溪村诸多美好的事物日益显现，日益成为我理想生活的一种投影。由远而近、然后又由近而远的城市生活，于我而言，再也不是梦想中的最美图景，它留在我价值坐标上的还有病态的发展、难以满足的物欲和永不肯消歇的闹腾。

当年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城市，仅是为了逃离林溪；而今天我要逃离城市时，林溪却又在拆迁的阴影中走到了最后的时日。正像许多没有故乡的城市人一样，不久的将来，回家，也将成为我人生辞典中一个空洞的虚词。

如今，堂兄堂弟们已经是林溪村的主角，他们大多正处中年或青年，在家庭、在社会、在家族中，他们都是中坚者。他们其实是当年没有来得及的逃离者。他们没能像我一样“洗脚上岸”，土地拌住了他们的脚，他们就将脚一直踩在泥土中。其实他们一直在逃离。当土地渐渐变成一种束缚，甚至仅仅成为不堪承受的农业税赋的代名词时，逃离便成为一种必然、一种普遍的行为。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逃离。城市仍然是年轻人逃离的首选目的地。背起行囊，他们汇入了南下打工者的滚滚洪流，像他们一样的逃离者数以亿计，他们也许并不孤单。深圳、东莞、广州、温州、上海、宁波……那些原本十分遥远而无关的名字，因某个青年的关系，一夜之间就和林溪村形成了某种牵挂。正根在宁波踩了好几年黄包车，云德后来开上了出租车，大宝初中毕业后在深圳、珠海与东莞一带，八年之后才回到村里娶妻生子……但在008年春，这些在村里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都商量好似的，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林溪。林溪耐心地竖起耳朵，倾听着一个金融危机故事的N种传说。回来，也许是他们必然的命运，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最后的结局。他们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没两样，不是死去或堕落，就是回来。只不过，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他们以如此整齐的步伐回到了村里。可是，这样整齐的步伐与各自的返回又有什么两样呢？他们的土地还在，他们并没有真正地逃离过土地。城市，于他们而言，更是一种虚幻的影像。他们回来后只是说，我去过，我见过，从来不说拥有过。那里是别人的城市，别人的生活，哪怕待得再久，也要回到自己的老家，也要回到林溪。林溪才是他们的永久家园。阔别林溪八年的大宝，见了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敢叫我，他似乎成了村里的一个陌生人。他人样都变了，当年清瘦的一个小伙子，现在成了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但一张嘴，依然还是家乡地道的方言，让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征地了。拆迁了。回到林溪，我听到的不仅仅是依依不舍的留恋与叹惋，也有热烈的欢呼。我知道，堂兄弟们与我不一样，他们与土地之间长久以来积淀下的恩怨并没有算清楚,感恩与仇恨，厌恶与留恋，各不相同。有人看到的是土地对生命的供养，有人看到的是土地对自己的束缚，有人急切地欢呼土地终于可以变现，而有人却沉静在对土地无尽的思恋和不可自拔的感情漩涡之中……

他们只是想进入城市。可他们前脚还没有迈进城市，后脚的土地就已经被人刨去。或者说，他们脚下的土地已经被人刨去，所以他们才不得不迈入城市。他们是“被城市化”的农民。这或许就是自己，在一些场合听到有人鼓吹用所谓“减少农民”的方式推进城市化时怒不可遏的原因所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