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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中第三更）
“你看的什么书？”，
“《蒙田传》。”。
“什么年代的？”，为了不使他继续问下去，我只能试着替他把问题的答案罗列出来：
“蒙田，欧洲文艺复兴晚期，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但他还是要问下去：
“思想也有家？你看了什么感想？”，我真是哭笑不得，但还得硬着头皮回答：
“我没有思想，所以要看别人怎么思想；至于家不家的，我不好解释，因为我没有思想，所以解释不了；关于感想，由于我前提的自我否定，就不能感想了，否则便是乱想了。”，
“就是乱想，我也想听听你对蒙田其人的看法？”，我真的是不想回答，这要是倒退二十多年，那时正是各种主义、思想恢复和复活阶段，时代刚刚更新，倘若我得罪了那时蒙田的“粉丝”，我会遭到诸位思想家的热烈批判的……措辞都被搞混了。
“这都什么年月了，那时的读书热早已被现今的网络所彻底摧毁，因为网上随时可以搜索到一本书拿来消遣，以供游戏迷们休息时调节视神经疲劳度，确切讲是睫状肌有时需要用文字来调整一下，毕竟文字都是单一sè的，不用视神经多sè彩分析。”，这话我同意：
“可那时黑白电视已经进入家庭了，当然，无法和现在比。那么，主义既然已经被摧毁，我可以肤浅且安心地告诉你我对蒙田的断章取义：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不是人文主义吗？我对你的判断持怀疑态度……”，终于结束了提问，怀疑者对怀疑主义提出怀疑，再正常不过了，要么就是我不正常，正如四十多年前我在大学母校外的蔬菜供应站所看到的一幕，那是个怀疑一切打到一切的疯狂年代，人们的革命热情如火如荼。
哲学系“红研”（及马列主义研究组）组某教授（那时不能称教授，统一称作老师）夫人，清晨携篮到该供应站买菜，但当时的人皆囊中羞涩，且各种供应需要相对应的票证配对儿方能购之，如：卖肉要肉票，吃饭要粮票，扯布要补票，买糖要糖票……什么分呀、儿呀，各种复杂的兑换及换算令人想起来都头脑发胀，这无疑是中国人的又一大发明。
“那位教授夫人去买什么？她也是教授吗？”，这我得回答：
“当然也是教授了，又红又专，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那个火红的年代结合了无数胸怀革命热情的友谊伴侣！”，
“怎么伴侣还要加上友谊二字？”，
“在那个火热而疯狂的年代，这是非常正常的夫妻关系了：革命友谊加兄弟。”，
“可他们是夫妻，并且是有xìng别区分的，生理上更是无法并论呀？”，
“那个充满革命热情的年代，大家都像从一个火山口喷发出来的岩浆，革命的大熔炉把胸怀同样革命斗志的人们结合成革命伴侣，基本上是不分xìng别的，唯一可分的，是公共厕所那俩字。”，
“接着讲教授夫人？”，夫人来到供应站转了一圈，东西缺而且贵，由于过去老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和思想作怪，她不仅嫌供应站的鸡蛋，而且也不够她全家所需，尤其是那些发育不良的孩子，那可是红sè接班人呐！
夫人想：我为抚育红sè革命接班人多买儿鸡蛋应该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回cháo吧？买到既便宜又新鲜又足够的鸡蛋也不为其过吧？伟大领袖不是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吗？
“那总不能因为教授夫人的革命思想，供应站就改了规矩吧？”，
“此话有理，所以，她迈步出了供应站。”，
“她是去了另一个供应站吗？”，
“非也，那时紧缺物资专儿专供，何况那些革命的种子还在家等着雨露滋润禾苗壮呢！”。
教授夫人提篮来到供应站旁边的巷里，也就是我姨妈经常带我去的那条巷，那里虽然没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但却有地下供应站。
“你姨妈不是居委会主任吗？难道她老人家也搞投机倒把？”，
“我姨妈带我去吃油条喝豆浆给我解馋，她总是嫌我妈妈把我养得太瘦了。”，
“那这里的地下供应站就不怕红卫兵来揪斗吗？”，
“红卫兵都响应领袖号召，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革命土地了。你还想问民兵分队会不会来是吧？不会，他们大都是夜间出动，先是抓特务，后来是抓流氓，一帮年轻人最热衷的便是抓那一对对儿反革命破鞋——刺激！他们不来抓这些投机倒把还有一个原因，那就他们的母亲经常会光顾这里，如果受牵连，他们便失去了做民兵的资格。”。
因此，教授夫人才放胆来到这里，为红sè的种子们寻找革命动力，虽然那时是阶级斗争为纲，但领袖还教导大家以粮为本。
“同志，鸡蛋怎么卖？”，郊区农村妇人压低声音：
“文化人，你那么大声干啥？要了就快给钱，让民兵发现了，咱俩都得挨批！”，教授夫人左右张望了一下，会意地头，慢慢蹲下：
“没事，好几个民兵的母亲都在这里采购，她们的孩子是不会到这里来革命的，来，让我挑吧。”，农村妇人连忙把教授夫人的手挡开：
“这可不行，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干革命不能挑肥拣瘦！不能挑！”，教授夫人扶了一下塑料框眼镜腿儿：
“伟大领袖还教导我们，干革命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一个一个，个个歼灭，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农村妇人哑口无言且目瞪口呆，她怎么知道自己碰上对手了呢？于是，她眼睁睁地看着教授夫人把上面的鸡蛋挪开，抱着认真的革命态度，把下面那些她用来涨价的大鸡蛋都给歼灭到夫人的篮子里了。
那年月，稍稍富裕儿的家庭，比如类似教授夫人这样的，会在采购时注意质量和分量，但她的革命目标是：要买到既便宜又大又好的鸡蛋。而那些的，是留给那些想吃又不太能吃起的人家的母亲去购买的，一是便宜，二是数量多，因为孩子多，所以，在炒鸡蛋时多掺水就可以弥补量不足的缺憾了。
这天，农村妇人应该革命失败了，她碰上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她错就错在不该在“红研”专家面前用领袖语录压人，人家正是研究这个的，这正好撞到革命的枪口上了。教授夫人毕竟是少的，但当时的语录脱口秀比比皆是、草木皆兵，人人都有革命思想武器，仿佛那时人人都很有思想，人人都懂得主义。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却被卡在了思想和主义的关节上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是思想？各种主义的产生究其根源是为了什么而产生？这恐怕没有背背语录那么简单吧，再要追溯，就得到古希腊的哲学堆儿里去找了。
提起语录，我想起时候放暑假到农村去所见到的另一个场面，那是两个插队知青在大队办公室有趣的电话对话：
“为人民服务，你好，请问你找谁？”，那边儿是声音洪亮有力：
“纪念白求恩，我找方志革！”，接下来的我没有耐心等，便离开了，偷听别人通话是不道德的，不过我那时太，还没有道德底线，顺耳飘进来也就罢了。
“这不有病吗？老三篇和找人有关联吗？”，我很累：
“是有病，但不是她们，是我有病，我现在血压偏高，你要是再问下去，我真的会病的不轻。”。
一个病态的时代，没病的人反倒不正常。
（盛顺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