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没有下乡的王丰等来了好事情——各厂矿企业开始招工。这些企业有国营的，有大集体的，也有街道办的小工厂。如果能够进入国营单位，就等于有了铁饭碗，是所有人都企盼的。于是本来并不认识多少人的爸爸又被推到了求人办事的前线。于是像求人让王丰参军一样，又是拐了无数个弯，求了无数个人；很多求人的路子就像公安局办案一样在中途就断了线。王收又开始为了二哥的前途在父兄的双重压力下干起了送礼的勾当。最后王丰进了一家铸造铁锅的工厂。这个厂子不大，环境也恶劣，但是有一个值得夸口的方面——国营的。

事情算是办成了。爸爸可以一边喝着酒一边向妈妈讲述办这件事多难多难，谁谁谁的孩子也是费了很大劲，还是没能进国营，很满意的样子。王丰看起来也算满意，开始准备上班的事情。不久可君也进了一家国营企业，两个人一起盘算着上班以后怎样上她家里去。

……

就在这家工厂，王丰做了一件让他后悔一生的事情。

王丰被安排到了最艰苦的“大炉”岗位，也就是化铁水。下班回家，王丰把发给他的像日本鬼子戴的那种带“屁帘儿”的帽子拿给家里人看，讲述着厂里的光景。说师傅夸他能吃苦、有眼色。然而在这样的岗位往往是傻大黑粗的家伙显得才配套，像王丰这种玉树临风、举止飘逸的美男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总让人感到别扭。

王丰上班不久，一天一个干部模样的姑娘由车间主任陪着到大炉前找王丰。车间主任介绍说这是新上任的厂团总支书记侯玲，要找王丰谈工作。团总支书记很客气地和王丰打招呼，然后让车间主任忙去，自己和王丰谈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王丰对干部们一直有一种抵触情绪，在他的记忆里只要是领导找他都不会有什么好事，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到了社会上都是这样。他点上一支烟，表情冷漠地不想搭理她。

团总支书记问他：“工作中有困难吗？”

王丰没说话，也没看她。心说：傻妞。

团总支书记又问：“你喜欢写东西吗？就是搞创作。”

王丰问：“你有什么事吗？”

团总支书记笑笑说：“你这个态度不太好吧？咱们谈谈不行吗？毕竟我们也是一起进的这个厂。”

王丰抬眼看看她说：“不会吧，我怎么没见过你？”

团总支书记显得有些惊奇地说：“太奇怪了，我们见过好多次面了啊；那天在食堂打饭，咱俩都要一样的菜，你说要两份，大师傅说就两份了，我说我不要了，都给你吧。你忘了？”

王丰说：“没印象。”

团总支书记说：“其实第一天我就注意你了，还说话了呢——就是到厂里报到的那天，在会议室。办公室主任来点名训话，大家都赶紧坐回位子上，你靠着门框继续抽你的烟。主任问：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你说：抽烟。主任问：别人都坐回位子上你没看见吗？你说：看见了。主任说：那你怎么不坐回去？你说：没人要求这个。主任说：现在马上坐回去。你问：你是谁？我告诉你这是办公室主任，快找位子坐下吧。你就把烟头弹出老远，又掏出一支烟点上，坐到后面去了。”

王丰说：忘了。

团总支书记说：“那好，我们现在算认识了吧？我叫侯玲。”

王丰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侯玲说：“我想在你们车间成立个团支部，让你当书记，可是你还不是团员。”看看王丰没搭腔，又说“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办一个内部刊物；所以我想如果你喜欢写作就到团总支来帮我办刊物吧？你爱好文学吗？”

王丰说：“我只会写作文，但是不喜欢写，也不爱好文学，也不会创作。再说我也不是团员，跑到团总支算干什么的？”

侯玲说：“不是团员没关系，你写一个申请书，我们开会一通过就可以了，入团不像入党那么严，还要培养人、介绍人什么的，这个不用。”

王丰打断她说：“不必了，我不想入团，也不会写申请书。”

侯玲爽朗地笑说到：“这可不是坏事情啊，你不想进步吗？不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啊？”

王丰说：“谢谢你的好心。你还有别的事吗？我要干活了。”

侯玲满脸笑意地说：“你越是这样，我觉得你越像。你知道你像谁吗？——保尔.柯察金。”

王丰不屑地说：“你自己是不是想当丽达或者冬妮娅啊？”

侯玲欣喜地说：“你这不是也爱好文学吗？你都喜欢看什么书啊？都看过什么？托尔斯泰的？契诃夫的？莫泊桑的？福楼拜的？大仲马的？小仲马的？你喜欢于连还是牛虻？你喜欢中国作品？鲁迅？郭沫若？茅盾？……”

王丰伸出手制止她说：“我不爱好文学。你忙着吧，我干活去了。”说完转身走了。

侯玲在后面说：“好，你忙吧，改天我们再谈。”

这以后，侯玲就经常到车间来找王丰或者在食堂里和王丰交谈。时间不长，若赶上王丰到点没到食堂吃饭，侯玲就会买饭给王丰送到车间来。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在谈恋爱。两个人在一起交谈时，一般就是侯玲滔滔不绝地说，说理想、说进步、说工作，说小说里的英雄人物，王丰则以听为主。侯玲讲话喜欢引经据典，借用最多的就是鲁迅的，比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比如“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王丰和她在一起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而且感到很压抑；侯玲总是给人一种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像在俯视他，这让王丰很不舒服。但他还是按照侯玲要求的那样，写了申请书，入了团，成了车间里的团支部书记。两个人的关系好像真的很亲近了，因为王丰还把口琴拿到厂里吹给侯玲听。

回到家，王丰常常郑重其事地说：“活着就要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不能只想着自己，要为国家做贡献。”

家里人和可君都在莫名其妙又高兴地看着王丰的变化，可君还拿着王丰的团证说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拿回家给妈妈看看，要让她父母知道，王丰是个好同志。说不清的原因，王丰没有向家里人和可君说明引起这些变化的缘由。

一天侯玲对王丰说：“到你家里看看去吧？”

王丰说：“算了吧，没什么好看的。”

侯玲说：“那就上我家，下班就去。”

“去你家干什么？不想去。”

“就是去坐坐，坐坐就走——同事之间，走访一下怕什么呀？”

于是王丰跟着侯玲来到她家。这是省府大院里的一幢二层小楼，外面看着挺陈旧了，里面也不怎么新；一些厚重的家具陈列在大大小小的房间里，泛着幽暗的光；木质的楼梯走上去发出咚咚的声响。随着侯玲的介绍，王丰得知她家四口人，她爸爸妈妈和她住在家里，哥哥在部队不常回来。王丰无法相信在这样一幢楼里就住着她一家，在他的概念里这根本就不是家，没有家样，他所见过的家没有这样的，都是一两间屋子，大床小床塞得满满当当，一家人挤来挤去叽叽喳喳地过日子。而侯玲的家空旷、幽静，甚至有些神秘。两个人转了一圈刚坐下，就有一个大姨端着两杯茶水送了过来。王丰赶紧站起叫了一声：“大姨。”大姨连忙答应着放下茶水出去了。

侯玲说：“她是我们家阿姨，不必客气。”

王丰说：“哦，你阿姨到你家走亲戚吗？我还以为是你妈呢。”

侯玲笑道：“走什么亲戚啊，她在我们家……就是阿姨，阿姨你不知道吗？就是……就是旧社会说的保姆。”

王丰很惊愕地看着侯玲，他没想到新社会还有这种职业。

看到王丰这种神情，侯玲又笑了笑解释说：“也算我们家亲戚，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亲戚。”

“你哥哥在部队好吧？我也想参军，没当成。”王丰想说一个自己熟悉的话题。

“参军有什么好的啊，我就在部队待了一年，没意思，入了个党，就回来了。”

“你参过军？”王丰惊奇地说，“参军多好啊，回来干什么啊，总比在咱厂强百倍吧？”

侯玲说：“是我自己愿意到工厂去的，体验一下工人老大哥的生活，呆不长。”

“那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不行啊，记者，警察，或者政府机关都可以啊；不过我还没想好。”

“你爸爸是什么官？”

“人民公仆。”侯玲诡秘地笑笑说。

“你爸爸是……”王丰开始去想自己听说的各级领导人中有没有姓侯的。

“好了，别瞎猜了，你不是喜欢吹口琴吗，我也给你露一手。”侯玲说着走到房间一角橱柜模样的物件跟前坐了下来。王丰这才看出那是一架钢琴。王丰只是在电影上看到过钢琴，就是在舞台上也没见到过，而侯玲自己家里就有一个！

侯玲一边弹着一边看着王丰笑，说：“刚买的，谈得不熟练，资产阶级情调。”几个曲子弹罢，侯玲合上琴盖对王丰说：“我妈妈就要回来了，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再见，保尔.柯察金同志。”

从侯玲家出来，王丰好长时间回不过神来。他没想到就在自己自以为非常熟悉的这个城市里会有这样的家庭，一个只有四口人的家竟住着一幢楼；他没想到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社会还有人家里雇保姆，他所受的教育告诉他这就是剥削，这就是压迫；他没想到自己一家千方百计都没能实现的参军是可以想去就去想回就回的；他没想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自己心目中神圣无比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很容易就能加入的。在侯玲家里的时候他甚至想质问她：你家住这样的房子中央知道不知道？可惜伟大领袖已经逝世了，他不知道如果想检举揭发应该给谁写信。

回到家里王丰沉默不语不断吸烟，他实在无法理顺自己的思路，他无法将自己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经验和感受与今天的所见所闻统一在这个天底下。他感到这些年来整个社会都在欺骗他，甚至侯玲在家里给他的感觉和她在厂里的形象也很不一样。他感到在今天，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感到自己总想多挣点钱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是多么的可笑。他想要愤恨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可是他又恨不上来，因为他隐约感到自己或许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也能成为那个社会阶层的一员。

于是王丰存着这样的心思和侯玲开始了艰难的“恋爱”征程。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可君提出分手，他不想欺骗这个他爱着的姑娘。这是可君没有想到的事情，她仍然不断地到王丰家里来。可君每次来，并不吵闹，总是坐在那里默默掉眼泪，盼着王丰家的人给自己撑腰。王丰的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全部站在可君一边，一致反对他们分手。可君一掉眼泪，王丰妈妈的眼泪就跟着掉；王丰妈妈掉眼泪，秀儿的眼泪也跟着掉，边掉泪边骂“疯子”不是人。然而王丰主意已定，他要丢掉包袱轻装上阵专心致志地和侯玲打一场恋爱攻坚战。每次可君来，王丰就找理由急急火火地跑出去躲着不见，谁劝也白搭。

其实王丰的心并没有冷酷到底，在与可君结束恋爱关系的这一过程中，王丰自己也偷偷掉过眼泪。

可君坚持了几个月后，不再来了……（未完待续）